梵净山作为贵州名山是因佛教而闻名的，由于贵州地处西南边陲，立省较晚，开发较迟，又因地势险要，境内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逊于川滇。早在晋代，中原西蜀的佛教便开始影响川滇，到唐代佛教的发展已遍及四川全境，黔北和黔东梵净山地区，与四川接壤，水陆交通方便，且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四川联系紧密，乃最早得到四川佛教风气影响，川黔僧人相互往来传播佛教。据贵州地方史志记载，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是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传布地区主要是在黔北和黔东梵净山周围。佛教的传播，必然导致寺庙的兴建、佛像的铸造和僧人的活动。
《贵州古代史》记载：唐贞观（公元627年—649年）年间，沿河县的官舟、唐代建有永佛寺，寺内铜佛有二，高九尺，罗汉九十四，钟声皆千余年物。万山建有弥勒寺。据今编《万山特区志》载：唐代中期，在今万山下溪侗族乡瓦田村湘黔边境处的米公山上建有草庵，名弥勒寺，海拔1149米，至明清改为东华寺，俗称贵州庵。宋代，黔东佛教已广为传播。明嘉靖《思南府志、寺观》载：沿丰寺，在沿河司东20里，宋时建，嘉靖元年，里人何文材重建。华严寺，在思南城西中和山麓，宋时建。今编《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载：西岩寺（又名西崖寺），在县城2.5公里山寨，始建于宋，乾德三年（965年）后废，明嘉靖年间重建，复毁于兵，清康熙十九年再建，为印江八景之一。大圣墩（古名大圣登），位于印江城北6公里，又名玉屏山，624年唐黔州刺史田维康南征，屯兵于山，命名曰大圣登。海拔1384米，山顶面积1.5平方公里，宋代在山顶上建有佛教寺庙，覆以铁瓦，人称铁瓦寺。民国《思南县稿、庙坛寺观》载：城子寺，在思南县城子盖（即今岑头盖）之巅，相传宋时有僧建，僧精习邪术，炼成铁身，刀斧不能伤，且善飞，一朝可往返百里，人呼为坚颈和尚。宋代黔东地区之佛寺，当不止这些，只是史志缺乏记载，无从考究，其实佛教寺院遍布其地，僧俗信士人多势众，佛法之盛仍位居全省之冠。
入元之后，佛教继续在其地深入发展，在唐宋佛寺的基础上又兴建了不少佛寺。今编《德江县志》载：元代思州治所龙泉坪（在今德江与凤冈交界处）有崇佛寺（大寺）、仙山寺（在五仙山）。民国《铜仁府导、地理、古迹》云：“铜仁正觉寺，在府志东门内，元时渔者得三铜人，建寺以供之。”中华山寺，位于今万山特区万山镇东北10公里处的敖寨侗族乡金家场村，海拔858米，山围3公里。中华山原名和尚岩，元代建草庵供佛像，明洪武初年，在前山建正殿、玉皇阁、金顶，后山建副殿。因湘中雪峰山、岳麓山、黔东梵净山等佛教名山寺僧以此山为代表，故称中华山，自元明以来，为黔东佛教名山。戊子（1648年）兵变，古刹灰烬。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僧人智参、次桂主持募化重修中华山正殿。同治四年（1865年）僧人法亮花费10年之功新修阁禅堂。光绪六年（1880年）法亮又主持重修中华金顶。中华山寺一年三朝，一朝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诞生；二朝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三朝九月十九月观音出家。每逢“三九”，从云南西山、四川峨眉山等处来的名僧聚于此，有数以上万的善男信女朝山，香火旺盛，灯烛通明。清同治四年仲秋，中华山住持僧朗峰、法亮有《中华山碑记》，记山中佛教事，从碑文中可知，中华山始名和尚岩，其上有观音石像。在元代即以灵验传扬四方，其后继即有人开建佛道合一的石宇寺坛于山中，其中不仅供有诸佛像，还供有道教真武大帝像。故其佛教发韧者在元代无疑，其佛道合一的寺坛，则反映了黔东乃至全省佛教的基本特征。
明代梵净山佛教十分繁荣。至明万历年间，梵净山佛教乃呈兴隆繁盛之象。万历三年（1575年），贵州都察院发给《火碑告示贴》，批准印江知县雷学皋“重招善人，开砍道路，通行朝观，起竖庵殿。”雷学皋即于同年招善人信士杨再运、杨洪德等开山建道，修建山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印江知县张容又倡修了朝山道路，此次重修后，梵净山成了远近锱素修道的理想之域。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杨应龙叛乱，贵州巡抚郭子章领兵征讨，次年杨应龙残部退守梵净山，官军进剿，山区寺庙在战乱中毁坏殆尽，以至“往来朝观人稀，非复旧盛。”妙玄遂奏请神宗及李太后重建梵净山寺庙，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神宗乃下旨钦命妙玄重建梵净山金顶，这次重建乃神宗皇帝敕令，李太后“捐资倡义重修，国舅李颖即妙玄和尚主持，官绅僧民等百余人参与，故盛况空前，闻于两京，惊动13省布政司，户部郎中李芝彦特撰刻《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碑序》。据《敕赐碑》载，此次重建有五寺六殿。五寺是：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六殿是：九皇殿、三清殿、园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其中承恩寺称‘金顶正殿’，又名承恩殿。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称‘四大丛林’，共称为明代梵净山‘五大皇庵’。”这是明代官方在贵州黔东梵净山兴建的皇家寺院，妙玄受钦命住持承恩寺，受赐镇山印统辖全区佛教，并铸释迦、弥勒铜佛像各1尊，分别供于释迦和弥勒二殿中。其时山中高僧10余人，僧尼数百人，山间梵刹庄严，晨钟暮鼓，香雾缭绕，经幡飘拂，佛法盛极一时，传响海内，因之四方信众香客朝山，蜂拥而入，如蚁之聚。梵净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随着梵净山佛教的繁荣，周围各府也先后大兴佛寺，大量寺院遍布各地，境内佛教名山大刹亦纷纷涌现，除梵净山外，著名的有：思南中和山、铜仁东山、六龙山、万山中华山。这些佛教名山，大多派属禅宗，与禅师开建或中兴有直接关系，如妙玄之与梵净山，无相之与六龙山等，都是贵州佛教史上著名史实，名僧与名山可谓共传不朽。
梵净山佛教鼎盛200年后，自嘉靖始直到光绪初80余年间，连遭三劫，梵净山佛教开始衰落，嘉靖元年（1796年）8月，梵净山东麓的松桃爆发了石柳邓的农民起义，战火延及山区。不久义军入山据险与官军周旋，坚持达12年之久。咸丰五年至 同治九年（1855年—1870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贵州各族民众爆发咸同大起义，其中铜仁以徐廷杰、包茅仙为首的红号军万余人进入梵净山建立根据地。咸丰帝饬令黔、川、湘三路清军入山“痛加歼洗”，战事一直延续到同治九年才止息。光绪元年（1875年），刘满（又名刘胜，外号刘瘸子）自号“黑地大王”率众反清，经马鞍山（今岑巩县天马镇境内）退至梵净山，贵州巡抚岑毓英率清军亲往督剿，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才平息刘满之乱。这三次战乱，使梵净山寺庙纷纷被毁，寺院及诸菩萨化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环山居民遭此劫杀，杀绝者不下七百余户，杀毙者何止四千余命”。梵净山因而“香灯冷落，人烟寂寞。”为加强防范，清迁于皇庵护国寺（原天池寺）内设梵净山都司营署，令粤岭人吴月楼为营署镇军，统领八汛之兵数百人扼梵净山各要隘，“号令森严，军民畏服。”
在严密的军管下，铜仁东山寺的隆参和尚（号云开）上山主持重建工作，经过他劈荆斩棘，招纳僧尼，多方募化，修复了寺庙，至光绪二十年前后，“依旧修造，创修镇国、水源、明珠等寺，复修回香坪，明镜山各庵，新开老金顶，重整新金顶，九皇洞各殿，斯时庙宇辉煌，神像皎洁，较从前尤甚，信男善女，朝拜士民，比上年更多”。为了方便朝山香客，隆参和尚还在江口境内整修了坝梅寺至金顶、法华庵至金顶、水源寺至金顶的三条朝山大路。经过他20余年的苦心经营，山中已建成48座脚庵，朝山大路上几乎三里一庵，五里一寺，每年农历6月，朝山香客多达数万。郡人田宗润《登顶吟咏》诗，盛赞梵净山佛法重兴。
民国初年，梵净山景观一如既往，庙宇经善男信女捐资修葺尚能保护完好。民国三年（1914年）裁撤梵净山护国寺都司营署，成立梵净山佛教会，由护国寺住持僧德开、传兴、西林等分任正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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