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经:本经叙述居家人与出家人皆有一事难断难持。“有二事断难持。何等为二?若俗人处非人处,于衣食、床卧、资生众具,持彼断者,是则难行。又,比丘非家出家,断除贪爱,持彼断者,亦甚难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所谓的人权,首先应体现为生存权。人若丧失了生存权利,其他像所谓信仰、尊严抑或人格,恐怕是不可靠的。在和平年代,客观上讲,除了自然的生老病死以外,诸如战争、地震、海啸之类的灾害似乎并不常见。当我们的自存权得到充分保障之后,接下来便是如何营生(比如说求学、工作、成家、繁衍后代乃至人际交往等等),如何提高生活品质,乃至如何将自我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如果笼统地讲,所谓居家人士的最大工作,无非就是佛陀所说的“衣食、床卧、资生众具”三个大类。而对于出家人来说——虽说现在的出家人与封建时期的出家人已有了较大的区别——他们所要思考的,恐怕并不是如何去营生,而是立足于对一些生命中终极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索。对于一个纯粹的哲人来讲,莫非要搞明白两个问题,即我们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从佛教立场上讲,佛陀虽然明确反对我们在有生之年穷究这个问题,并将之列入“无记”,但是佛陀从来没有彻底地否则这个问题——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伪命题。佛陀之所以反对我们思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对这些横亘古今的疑难杂症,可以说没几个人搞得清楚。问题尚未搞清,我们却不明不白地死了,如此岂不抱憾终身?佛陀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从这个问题入手,因为它们实在太难搞清楚,而且根本就摸不着边际,无处下手,还是从与自身有关的一些问题入手稳当。佛陀说,人人都有一颗清净的佛性(即“佛性平等”),但是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清净佛性的存在,其根本原因还是缘于我们的无始以来的“无明”在作怪。当无明一除却,对世间的所有问题都彻底地搞清楚了,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这样的终极问题。佛陀在谈到他所拥有的“宿命通”时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对世间一切人的前世情况了如指掌,他对所有的死后的归宿也都明察秋毫。因佛陀是将“无明”彻底弃绝的大智者,他通晓一切,望穿时空。
法师们在讲经弘法时,时常教导大家要将身心“放下”。究竟“放下”什么呢?在本经中,佛陀给我们粗略地指点了一个思路。对居家人士而言,我们需要将“衣食、床卧、资生众具”放下,不要去贪著;对于出家人而言,不仅要将居家人的一切毛病习气放下,更重要的是要将“贪爱”断除和放下,对“有”(真实)的东西要放下,对“无”(虚假)的东西也要放下。因此佛陀说,“比丘已离俗,信非家出家,灭除于贪爱,持断亦难行”,说明“放下”没有那么容易,居家人难以放下,出家法师们其实也很难放下。法师们一朝有了名气,甚至还得个一官半职,于是大家都帮忙抬轿子。轿子坐着可能比较舒服,而且抬的人多,可能感觉就不一般,比如天朝东王杨秀清坐起了四十八人抬的大轿子,不仅舒适,而且有排场有面子,心里自然舒坦。如今似乎不兴坐轿子,改坐高档轿车了,然而帮忙抬轿子的人似乎并不见着少。对于比丘而言,“一瓶一钵”外加三衣,似乎便是全部的家当。子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这位仁兄一生活都幸福指数很高,可谓高明的逍遥派。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啊!原始佛教时期的摩诃迦叶尊者在出家前家境富裕殷实,但是他过得并不快乐;出家后开始修头陀行,穿粪扫衣,住阿练若,一生无拘无束,生活得很快乐,深得佛陀器重。
由此而回想起明末清初有位大才子名叫周容,字邓山。此人不仅有才名,有侠气,更有骨气。明亡(1644年)后曾出家为僧,后来得知母亲尚在人世,便毅然还俗竭尽孝道。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设词科,召周容入京,其坚辞不就,可谓“萧然远俗”。小时候曾经读过他的《芋老人传》。文中故事梗概大约是这样:有一位穷书生进京赶考,遇到下雨天,就到芋老人的屋檐下避雨。此时穷书生是又冷又饿,“衣湿袖单,影乃益瘦”,着实可怜。老人看见了不忍心,不仅请书生入室更衣就坐,还著了一大锅山芋招待书生。
书生饥不择食,足足吃了两大碗。临行之前书生信誓旦旦地对芋老人说:“他日不忘老人芋也!”后来这位书生运气不错,“甲第为相国”。贵为相国,啥好东西没吃过?但是相国老是觉得还是老人的那两碗芋头好吃,于是就四处打探老人的下落。当见到老人后,相国第一话就是“不忘老人芋,今乃烦尔妪一煮芋也”,结果刚一伸筷子便皱起了眉头,“何向者之香而甘也!”根本就不是当初的那个味儿。这位老人家毕竟是“略知书”的知识分子啊,他的一番话犹如当头棒喝,令相国“途惊谢曰:‘老人知道者’”。芋老人说:“犹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调和之有异,时位之移人也。”一句“时位之移人”,令我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世间之事似乎大抵如此,“然则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者,岂独一箸间哉!”故在本经中,佛陀说居家出家皆有断持之难,又岂虚言哉!(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