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喇嘛教，在努尔哈齐时已经传入了满洲，并为高层人士所信奉

西藏的喇嘛教，现在应该称为藏传佛教，在努尔哈齐时已经传入了满洲，并为高层人士所信奉。皇太极时代，对喇嘛教更是提倡，他为喇嘛们造过莲花园与实胜寺，他在战争中下令保护各地喇嘛庙宇与喇嘛们的生命财产，他经常宴请蒙藏高僧，赐赠银两，延请西藏僧人来沈阳布教，甚至应蒙古人之请释放过阵前俘获的汉人军官丁副将。他的这些表现，难怪一般满族人对他有“曲庇番僧”的印象。皇太极的优礼喇嘛实在是有其功利目的的他想借崇高喇嘛教而与当时的黄教蒙藏世界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减少他专心与明朝抗争的牵制力量。正如他的后世子孙们说的:“兴黄教，即所以曳蒙古，所系非小。”

事实上，满洲人后来建立大清朝，臣服朝鲜国打下辽河东西，入关定鼎中原，如果不是先把蒙、藏问题解决，恐怕是有大困难的。皇太极不但有“兴黄教”、“曳蒙古”的宏观远见，事实上在他生前我们就看到他就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蒙藏喇嘛，这些喇嘛为皇太极的一生事功与大清朝的建立可以说都做出过不少的贡献。现在略举数例，分述如下:、皇太极利用喇嘛为他办理外交。根据可靠史料，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三月，明朝派人送来喇嘛们写的信给皇太极，劝他“回头是岸，干戈早息”。后金方面也回信给袁崇焕与李喇嘛，说明只要明朝纳币帛等物，即可议和，并对李喇嘛提到，“人相敬，则争心自息”的话，希望明朝能诚信地谈和。

在满洲文的档案中我们也看到明朝后来派出白喇嘛等人到沈阳行吊唁礼，并做进一步的和谈。皇太极在该年闰四月“遣喇嘛复（明使）杜明仲书”，愿以大凌河为界，“三岔河为我界”，至于“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同时又警告袁崇焕“毋得头顶皇天而施诸诡计也”。天聪三年六月，皇太极又对后金诸贝勒、大臣们说到“从前遣白喇嘛向明朝议和”的事，可见当时后金与明朝谈和，都是以喇嘛出使或作书的。袁崇焕死后，皇太极与明方仍在谈和。天聪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满文老档》里还有一条记事说:遣往宁远之卫征喇嘛还。喇嘛报称:宁远各官曰:尔方来书固封，未奉我帝命，不敢擅开。

尔可携还，奏报尔汗即将书露封，迅速送来，待我等阅毕，奏闻我帝等语。遂将书退还。同月初十日，后金“复遣卫征喇嘛往宁远，赍前书露封，又增一书”。这是喇嘛为后金对明朝办外交的例证。皇太极也常以喇嘛为他办理与蒙古各部的外交。例如在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派了喇嘛作使臣送礼通好，皇太极除了赏赐来使多项礼物外，又派了察汉喇嘛等人去喀尔喀报聘，增进双方友好关系。又如崇德元年八月十七日，皇太极“闻法库山喇嘛满珠习礼胡图克图卒，遣察汉喇嘛、毕里克图囊苏往视之”。

这又可说明皇太极确曾利用二、皇太极利用喇嘛为他从事贸易工作。自从后金与明朝正式交战之喇嘛为他去办理过蒙藏各族的外交。后，明朝对东北女真实行经济封锁，断绝彼此贸易而满洲缺乏物品，急需从周围国家与部落获得。尽管朝鲜可以供应一部分，但为数不多，所以皇太极就利用蒙藏喇嘛在明朝与蒙古等地奔走取得若干货物的来源。崇德元年二月十五日，《满文老档》中记:察汉喇嘛、额尔德尼囊苏、艾松古、远岱、邦逊率每家十五人，各携貂皮五十张、人参百觔，往大明国边门杀虎ロ贸易。察汉喇嘛等经过四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这次贸易任务，于同年六月底返回沈阳。

喇嘛为大清国从事贸易工作，似乎不限于明朝，有时对蒙古各部也是由他们主持的，崇德三年七月十一日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就有记载说:是日，遣额尔德尼囊苏喇嘛、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艾松古等率四十人，携黑貂皮一千七百张，人参二千七百斤，前往蒙古、土默特部落贸易。率领这个贸易团的首脑人物是喇嘛，显然这是皇太极当时的政策之一了。三、皇太极利用喇嘛来为他安置降人。满洲人兴起之后，女真民族被他们先后统一了，在此过程当中，也有不少汉人、蒙人被俘获或投降，这是日后蒙古、汉军八旗编成的原因。对于安置蒙古等降人，皇太极确曾利用过喇嘛，以下的一些案例，可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