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为国无私奉献的6大佛教高僧，第1位活了120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上涌现了很多可泣可歌的故事和人物，他们不予余力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慷慨解囊、四处奔走，不惜付出更多，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比如这六位佛教高僧。

第一位是虚云老和尚。

虚云禅师，传法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是以一身系五宗法脉的禅宗大德。

虚云禅师生于泉州，俗姓萧，名古岩，六十岁后改字幻游，号虚云。他19岁出家，20岁依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40岁发心朝五台山，由普陀山法华寺起香，三步一拜，三年遂愿，终于到达五台山。后在滇中阐教近二十年；95岁返曹溪，重建南华，中兴云门。

公元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同时，要求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以济难民。又主持修复韵关大监寺，安置难民。

公元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将信众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捐赠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

第二位是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俗姓张，名沛林，16岁出家，法号唯心、太虚，晚年称雪山老僧、缙云老人。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创见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基础，将自己一生献给了振兴佛教的事业。

在抗日战争其间，太虚大师更是倾尽全力保教卫国。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公元1928年5月，侵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太虚大师挺身而出怒斥侵略者，并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

公元1932年，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太虚大师向日本政府发表了通电《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指出“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

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太虚大师随即发表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自1933年开始，太虚大师开始积极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民众避难林等机构，并募捐救济流亡难胞，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组织力量。在八年抗战期间，太虚大师更是奔走于各地，向僧俗大众发表抗日救亡演讲，这些振聋发聩的演讲，鼓舞了无数在战火中的人们，奋起抗战。

而且太虚大师不遗余力地参与、筹建各种抗战机构，为抗战的救援活动作出许多贡献。

让每一位中国人敬佩。

第三位是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遍参南北丛林，更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闭关阅藏数十载，深入念佛三昧，通宗通教而专修净土念佛法门，被教界尊为佛教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战火纷飞，老百姓流离失所，目睹这一切的印光大师，十分痛心。

公元1937年的一天，日本侵略者来到了印光大师所在的灵岩山寺，以《大正藏》“贿赂”印光大师，结果大师当即拒绝。

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法师如此不客气地对待日寇军官，极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旁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第四位是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出家后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其实，对于弘一大师，我们很熟悉，因为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估计人人会吟唱。

弘一法师出家后，与世俗亲友也很少来往。可以说已经完全谢绝红尘，但对于祖国之兴亡却始终耿耿于怀。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而就在当年举办的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上。弘一法师当场以岳飞“直搞黄龙”的典故作词，目的是动员民众，抵抗外侮，收复失土。

公元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弘一法师内避，弘一法师则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他还教育众弟子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

弘一大师的爱国爱教诗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许多佛教信徒都在其影响之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遗憾的是，弘一法师未能看到抗战胜利，公元1942年农历9月圆寂。

第五位是圆瑛大师。

圆瑛大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随后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同时，圆瑛法师两次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第六位是九世班禅。

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

抗战期间，以藏传佛教僧人为代表的藏族同胞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佛法宣化民众团结对外，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九世班禅更是多次冒险到各地宣化，号召僧俗群众奋起抗战，1932年后，在前往锡林郭勒盟时，还曾险被日本侵略者挟持。

公元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

以上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为国奔走无私奉献的六大得道高僧，他们的事迹，至今流传。

朋友，欢迎关注！